【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 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 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 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 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 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 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 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 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 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 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 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 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 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 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 －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 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 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 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 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 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 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 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 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 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 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 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 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 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 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 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 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 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 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 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 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 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 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 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 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 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 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 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 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 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 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 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 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 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 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 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 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 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 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 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 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 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 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 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 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 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 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 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 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 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 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 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 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 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 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 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 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 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 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 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 “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 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 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 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 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 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 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一爱一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 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 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 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 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 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 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 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 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 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 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 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 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 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 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 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 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 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 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 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 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 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 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 以道之，致忠信以一爱一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 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 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 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 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 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 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 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 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 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 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 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 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 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 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 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 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 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 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 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 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 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翻译】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一弄陰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一弄陰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一弄权术陰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一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一性一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一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一爱一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一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但没有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险就君主就不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就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治稳定，国家就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而不在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一性一情来说，眼睛想看最好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妙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的欲一望，是人的本一性一，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一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实现这五种欲一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一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一床一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指使别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让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玄虚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一团一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一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一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一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一共同的欲一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一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一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一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一爱一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一爱一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一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一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一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一爱一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
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一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一爱一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一弄权术陰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一操一，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一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