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鄴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译文：
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剧辛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危险；邹衍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命脉断绝。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混乱还趾高气扬，自以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汗不是赵国的占卜灵验而燕国的占卜骗人。赵国又曾通过卜筑而向北讨伐燕国，打算挟持燕国去抗拒秦国，兆象是“大吉”。才开始进攻燕的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了；赵军进至厘地，自己的六个城已被秦国攻克了；赵军进至阳城，秦军攻占赵的邺地；等到庞援引兵往南救援时，鄣一带却又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秦攻赵有所预见。秦国根据自己的“大吉”，开辟疆土既得实惠，救援燕国又得美名，赵国根据自己的“大吉”，领土削减士兵受辱，赵王不能如愿以偿而死亡，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占卜灵验而赵国的占卜骗人。开始时候，魏国几年间向东全部攻下了陶、卫，又有几年向西攻秦却丧失了许多国土，这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有几年都处在西方，又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几年都处在东方。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足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的方位变化不足以决定战争结果。既然如此，却还要依仗它们，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古代先王致力于亲近百姓，从事于彰明法度。他们的法度彰明了，忠臣就受到鼓励，刑罚坚决了，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停止作恶，因而国土拓展、君主尊贵的，秦国正是这样；群臣结党拉派来背离正道营私舞弊，因而国土丧失，君主卑下，山东六国正是这样。混乱弱小的衰亡，这是人事的一般规则；安定强盛的称王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结果没有胜利，自己成了俘虏去吴国服贱役；返国后抛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百姓以求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擒获了。所以依使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国援助的就会危害祖国，曹国依仗齐国而不服从宋国，齐攻楚时宋灭了曹。邢国依仗吴国而不服从齐国越伐吴时齐灭了邢。许国依仗楚 国而不服从魏国，楚攻宋时魏灭了许。郑国依仗魏国而不服从韩国，魏攻楚时韩灭了郑，现在韩国弱小而衣仗大国，君主忽视法治而服从秦和魏。依仗齐和楚作维持手段。结果使本就弱小的韩国越发趋于灭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足以开拓疆土，而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用兵许、郡，齐国攻打任、扈而侵夺魏地，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却不清楚。这些都是不彰明法令来治理祖国，却依仗外国而导致祖国灭亡的例子。
所以我说：懂得治理的办法，那么国家虽小，也可以富有；赏罚谨慎守信，民众虽少，也可以强大。赏罚没有标准，国家虽然很大，兵力衰弱的，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没有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又白白地得赏，对那些不顾法律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有古代的功绩，却拿古代的赏赐标准去奖赏现在的空谈家。君主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因此白白地得赏。君主过分地行赏，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臣下白白地得赏，功劳就不再尊贵了。无功的人受赏，财力就会匮乏，民众就会抱怨；财厦民怨，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行赏不当的就会失去民众，用刑不当的民众就不再畏惧。有赏赐却不足以勉励立功，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邪恶，那么国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险。
所以说：有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事情，有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令。楚恭王和晋厉王在郡陵交战，楚军失利；恭王受伤。战斗正激烈时，司马官子反口渴要水喝，他的亲信侍仆谷阳捧了一卮酒给他。子反说：“拿走，这是酒。”侍仆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为人喜欢喝酒，觉得酒味甘甜，不能停下不喝，结果喝醉后睡着了。恭王想重新开战和他谋划战事，派人叫子反，子反借口心病而加以推辞。恭王乘车前去看他，进入帐中，闻到酒气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自个眼睛受了伤。我所依赖的是司马，司马又这般模样，这是不顾楚国的神灵，不关心我的民众。我不能和敌人重新开战了。”于是引兵离开郡陵，把司马子反处以极刑。所以说：侍仆谷阳进酒，并非本来就恨子反，而是真心地忠爱子反，但最终却恰好因此而害了他。这便是行小忠而害大忠，所以说：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如果让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就必然会赦免罪犯加以爱护，这样他同下面的人是相安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正在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的时侯，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威势达到四邻诸侯；等到法令懈怠，赏赐混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从事军队建设的时侯，人多兵强，攻占了齐、燕的土地；等到国律懈怠，执政者软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燕国正在彰明奉法、重视政府决策的时侯，东向把齐国作为自己的郡县，南向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国土；等到奉法丢弃，政府决策不再实行，左右亲信相互争斗，君主听从臣下决策，于是兵力削弱，土地削减，国家也就受制于邻国了。所以说：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强大，轻忽法制的国家就弱小。强弱对比是如此的分明，而当代君主却不实行，国家危亡真是活该了。俗语说：“家里有固定产业，即使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制，即使危险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法制而顺从个人意志，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臣下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理国家的原则，舍弃危害法令的，就不会受智能的迷惑，不会被虚名所欺骗了。过去舜派官吏排泄洪水，早于命令而抢先立功的，舜把他杀了；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防风氏迟到而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杀，后于命令的也杀，那么古代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会因此显示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轻重就会因此衡量出来。摇动镜子就不能保持明亮，摇动衡器就不能保持平正，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器才知道乎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是不懂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取得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权势落于群臣。所以百姓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致力于结交大臣。百姓喜欢结交大臣，财货就向上流入大臣之手而花言巧语的人就被任用。假如形成这种局面，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遭到斥退，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道干什么好，百姓聚集起来也不知道往哪儿走。这是废法令、轻功劳、重名声、听请托的过失。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会设下骗局，假托有事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贤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违法弄智就有了根据；称颂比干、伍子胥的忠贞被杀，急切强谏就有了借口。前者称说君主贤明，后者说君主暴乱，不可以拿来类推，像这样的就应禁止。君主立法认为正确的，现在臣子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奸邪，诋毁法制、标榜智巧。像这样的应予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做明君的原则，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彰明法制，舍弃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赏赐鼓励，不能用刑罚阻止，是臣子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乱，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做官无私，是臣子的公义；珐污品行而放纵私欲，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就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就去公义行私心。所以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至于臣子遇到危难一定拚死，竭尽才智和力量，是法度造成的。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加以勉励，严定刑罚来加以制服。赏罚分明，百姓就能拼死；百姓拼死，兵力就会强盛，君主就会尊贵。刑赏不分明，百姓就会无功而谋取利益，有罪而侥幸免罚，结果是兵力弱小，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臣都竭力尽心。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