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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六 可爱的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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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情,而且可

最可之处,在于他讲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是“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他先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本胸无大志,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起先只想当个好郡守,后来也只想当个好将军,连兵都不敢多带。只因为时势推演,才把自己推到这个位置,实在是“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说句大话了:设使国家无有我曹某,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然这样一来,说我闲话的人就多了。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只想当齐桓公、晋文公,奉天子而霸诸侯。这话我不光是对诸位说,也对老婆孩子说。我还说百年之后,让姬妾们全都改嫁,把我的这些心思传遍四方。同样,我也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让我现在放弃兵权,回家养老,那也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呢?就是怕一旦失去兵权,便会被人所害,国家也不得安宁。我最多只能把皇上的赏赐让一些出去,权力是不让的。总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就是我的态度!

这话说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直白得你没有话说。你说他吹牛吧,他没吹,他少年时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和声望;你说他骗人吧,他没有骗,他说他确实想当官,而且还想当齐桓公、晋文公,野心已经够大的了;你说他假谦虚吧,他口气大得很,说没有老子天下立马大乱;你说他不老实吧,他很老实,说手上的权力一时一刻都不放,一分一寸都不让。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没有了。

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怎么样呢?只好下台。所以,对付那些一贯讲官话、套话、假话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通通地讲实话。就像那个孩子大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一样。这时,那些一贯说假话的人,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没穿衣服,其狼狈不堪可想而知,其没有招架之功也可想而知。

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愛讲真话、实话。因此他讲得自然,讲得流畅,讲得大气磅礴。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甚至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自然,不露马脚。曹确实很实在。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住不讲究,只要饱肚子,有营养,衣服穿着舒适,被子盖着暖和就行了。他惟一的“奢侈品”大约也就是歌舞艺人和小老婆。但曹即便好色,也好得实在,并不以什么“子嗣艰难”为借口。他招聘人才也很实在,说不管什么人,在朝也好,在野也好,雅也好,俗也好,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本事就行,哪怕有不好的名声,可笑的行为,甚至“不仁不孝”,都不要紧,反正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正是这种实在,为诈的曹平添了许多可。他西征马超、韩遂时,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还很洒脱。

日常生活中的曹,确实是一个很洒脱很随和的人。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椽玠。曹的回答却很幽默: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也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又比如阎行投靠韩遂,父亲却在曹手里做人质。曹便给阎行写信说:令尊大人现在平安无事。不过,牢狱之中,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再说国家也不能老是替别人赡养父亲呀!

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的人,和曹算是“忘年交”。曹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曹还有一个老乡叫丁裴,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吃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

的这种格,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戴和拥护。曹便正是这样的人。

的确,曹虽然洒脱随和,却并不轻浮。他其实是个很深沉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狡诈,但不少人又认为他轻浮(即所谓“佻易无威重”),这就是品人之误了。狡诈和轻浮是不能兼容的。轻浮的人必不狡诈,而狡诈的人也一定深沉。因为深沉才有城府,有城府才有权谋。轻浮的人,一眼就能被人看穿,还想搞陰谋诡计?笑话。

事实上曹并不轻浮,也不喜欢轻浮的人。在曹眼里,孔融、祢衡之流便正是轻浮的人。正因为视其为轻浮的人,所以,曹只是把祢衡驱逐出境,对孔融也迟迟没有下手。直到孔融上书,提出“千里之内不封侯”的主张,几乎要把曹赶到天荒地远去时(曹当时封武平侯,封邑离许都仅三百里),曹这才忍无可忍。即便这样,曹还是先给了他一个警告。曹曾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虽然进不能施行教化移风易俗,退不能建立仁德结同僚,但是我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打击那些轻浮虚华又营私的小人(浮华交会之徒),办法还是很多的。可见曹十分憎恶轻浮,他自己当然也不轻浮。

不错,曹小时候是不那么“正经”。他喜欢飞鹰走狗,甚至胡作非为,或者搞点恶作剧,但也喜欢读书,这正是他不同于刘邦、项羽等人的地方。在后来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更是磨砺得深于城府,沉于静思。史书上讲,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这是轻俘的人吗?他穿便衣,说笑话,作辞赋,听音乐,只不过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没准还是他麻痹敌人的烟幕弹。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轻浮,而是大气。大法无法。对于曹这样的大手笔,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格式,那么多的讲究。

的深沉,还表现在他识人之准,用心之深。曹是很有心计的。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术那么气焰嚣张,袁绍那么不可一世,曹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却另眼相看。尽管刘备在他手下时一再韬光养晦,装聋作哑,曹还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刘备)与耳!”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也许曹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比谁更傻,或谁也不比谁更聪明。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说,放走刘备,是曹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疏忽,那么,他收拾别人,应该说都是步步为营,相当缜密的。为了杀荀彧,他先是请荀彧到前线劳军,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使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于是自杀。这样的手段,是轻浮的人使得出的么?在曹的手下,谁要当真以为他轻浮,那么,自己的脑袋只怕离搬家也就不远了。

然而曹又是一个热生命热生活而且好读书、勤思考的人。这就使他的深沉不同于一般陰谋家、野心家的深于城府,而是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龟虽寿》和《短歌行》说:神龟能活千年,也有死亡的时候;飞龙能上九天,终将变成灰土。人的一生能有多久?就像那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龙乘雾,终成土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短暂的人生,难道不应珍惜?这样脆弱的生命,难道不应呵护?这样不多的时光,难道不应抓紧吗?

这就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了。当然,曹是站在他政治家的立场上来思考的。因此他的结论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就是说,应该抓紧这不多的时光,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样一种政治抱负,由于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为背景,有着“让有限的生命变成永恒”的意思,就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格调和品味,也更大气。

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外,与曹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这就是曹了。他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谲、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又极富戏剧的人物。他是一个鲜活的人,不是政治符号或政治僵,更不是康生那样整天陰着张脸、一门心思只想整人的王八蛋!

然而曹却被指控为雄,背了上千年的骂名。

当然有该骂的地方。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而且杀得冤枉。他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而且做得缺德。但刘备、孙权他们就不杀人?就不做缺德事?刘备出卖故人吕布,就不地道;孙权废黜太子孙和,就很冤枉。孙和原本是孙权最的儿子,本人表现也不错,既聪明,又好学,对人也和气。他的失,完全是被人陷害。结果,出来打抱不平讲公道话的那些大臣,有的被族诛,有的被廷杖,有的被流放,“众咸冤之”,所有人都认为是冤案。吕布死得倒不冤,因为吕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原本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丁原待他像亲人,他却杀了丁原去投靠董卓;董卓对他像父子,他却又杀了董卓去投靠王允。后来落到曹手上,又向曹摇尾巴。当时,刘备正坐在曹旁边,吕布便向刘备求助,因为以前吕布是帮过刘备的。吕布说:玄德公,如今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把我捆得这么紧,你就不能帮我美言一句吗?谁知刘备却冷冷地对准备下令松绑的曹说:明公没看见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董卓的吗?一句话,便要了吕布的脑袋,气得吕布大骂:大耳朵的小子(刘备耳朵特大)最不可靠!

实在地讲,吕布虽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他对刘备还是够意思的。当年刘备被袁术的军队围在沛县,曾向吕布求救。吕布虽然和刘备有矛盾,也想杀刘备,但还是亲赴战场,辕门射戟,救了刘备一命。而且,他对袁术的部将说得很清楚:刘备是我的兄弟,我今天是来救他的。所以,这一回吕布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向刘备求救。诚然,吕布救刘备,是为自己打算(怕袁术得手后又来攻他);刘备不救吕布,也是帮曹着想(这等小人留下终是祸害)。但以怨报德,终究有些缺德。实际上,刘备也好,孙权也好,吕布也好,都和曹一样,是把利益放在首位,道义放在第二位的。作为乱世枭雄,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其实半斤八两,顶多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至少孙权就“多猜忌,果于杀戮”,也是个喜欢制造冤案而且心狠手辣的。只不过刘备会装,孙权能忍,不像曹那样明火执杖,肆无忌惮,所以也就没曹那么多骂名。

刘备和孙权确实比曹更狡猾(他们势力较弱,也不能不狡猾些)。尤其是刘备,最会装。他在曹跟前装窝囊,在诸葛亮面前装弱智,在手下人面前装仁慈、装厚道,连老百姓都知道:“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当然,他们两人的狡猾或者说聪明之处,还在于政治上的低调。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露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孙权甚至还居心不良地怂恿曹当出头鸟,幸而被曹一眼看穿,没有上当。但曹丕沉不住气。曹刚一去世,他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这下子刘备和孙权高兴坏了:有人带头,不上白不上。于是也都人模狗样堂而皇之地当起皇帝来。结果,没当皇帝的曹被骂成“”,当了皇帝的刘备和孙权却无人斥之为“篡”。

其实曹吃亏也在这里:他在朝,刘备、孙权在野;他在内,刘备、孙权在外;他的儿子称帝在先,刘备、孙权在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占了便宜,到写历史的时候可就麻烦了: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篡汉”的罪名,摘不掉“臣”的帽子,成为历代王朝都要防范的人物,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你想,如果身边有个曹式的人物,哪个皇帝睡得着?结果,盛世要防他,乱世也要防他。盛世要防他图谋不轨,乱世要防他兴风作,什么时候也讨不了好。

皇帝要防他,官们也要防他。谁愿意摊上曹这么个顶头上司呢?没本事他看不起你,本事太大他又要整治你。执法又严,办事又认真,说话又不打官腔,完全不按官场上那一套来作,这都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他“唯才是举”,用人不论出身,不讲学历,不看背景,以及办事讲究实效,不重形式等等,都让那些只知“等因奉此”、行礼如仪、推诿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们感到威胁。官僚主义从来就是和官僚制度共生的。而且,越是到封建时代后期,文官制度越成熟、越完善,官僚主义也越严重。曹既然是官僚主义的敌人,那他也就是官们的敌人。历朝历代,做事的人总是被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攻击,曹也不例外。

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欢曹。因为曹杀了不少文人。文人喜欢同病相怜,老百姓更不管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贡献。陆机就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吴三国三位开国领袖中,曹留下的血债大概最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记录也最多。血债总是要还的。杀不了曹,口诛笔伐不行吗?义愤填膺之际,便难免夸大其辞,甚至诬蔑不实。比方说,他就未必杀过吕伯奢一家,更未必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曹也曾诬赖过别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报还一报。何况这些事栽到他头上也“很像”。于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曹”,尽管他们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

更为严重的是,曹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的观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干,“不仁不孝”倒不要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道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之多,言地不若曹之广,言战不若曹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点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确的评价系统是德才兼备。而且,德不等于政治态度,才也不等于科学知识。其中涉及问题甚多,姑不论。另请参看本书《雍正》一章……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好在曹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花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体已经做完。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也有几分诈的英雄。

,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岁。曹死后九个月,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遂亡。又过了一个月,曹丕追尊曹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最成功的一仗是官渡之战,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疏忽是放走刘备,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是在赤壁,最受肯定的是他的才略,最受指责的是他的人品,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历史功过,最没争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后世吟咏到曹的诗词不多。古代最有名的是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代最有名的是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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