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商代甲骨文，历来有一个十分复杂、难以索解的问题，这就是甲骨文中的“众”（或作“众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属于哪一阶级？有的学者主张“众”是奴隶。他们认为，“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作“日下三人”，即多数人在太一陽一底下辛苦劳动。这是奴隶从事集体农耕的形象。再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众和众人是王及其官吏任意驱使的工具。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王往以众黍“，”小臣令众黍“（《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续编》），这些都是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甲骨卜辞中常有”丧众“、”不丧众“的句子。《说文解字》上讲：”丧，亡也“：”亡，逃也“，丧的最初意义就是逃亡，亡失。因为”众“是奴隶，才会经常发生逃亡的事。《甲骨文合集》第8片载：“贞众作籍，不丧？”甲骨文中的“籍”字，像人双手持耒，脚踩耒上之板刺土的情形，分明是农业劳动。这片甲骨文是奴隶主在贞问：奴隶到田间耕作，会不会逃亡？甲骨文中还有“逐众”、“途众人”的记载。“逐”就是追捕逃亡者：“途”借为屠，意思就是屠一杀。这说明，由于众奴隶的不断逃亡，统治者就用追捕和屠一杀的方式进行镇压。《尚书。商书》中的《盘庚篇》记述盘庚对众的训话：“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把这些“众”当作牲畜：如果“众”不听话，就要“劓殄灭之，无遗育”，像处置牲畜一样斩尽杀绝。西周铜器曶鼎铭文，仍把“众”和“臣”放在一起，他们都是没有人身自一由的、可以被所有者随意交给别人的物品。可知“众”到西周时仍是奴隶。
认为“众”不是奴隶的学者，提出了如下一些论据来进行反驳：第一，“众”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众”从事征伐的记载，如“以众伐龙”（《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令众人伐羌”（《殷墟
文字甲编》）等。很明显，“众”和“众人”是殷王作战部队的成员。而根据一般奴隶制国家的惯例，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第二，“众”可以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如《龟甲兽骨文字》中载：“众人立大事于西奠。”古人所谓“大事”，就是祭祀活动和军事行动，《安一陽一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有云：“御众于祖丁，牛。”（见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御是祭名，御祭为的是消除灾害，全句是说，御祭为众消除灾害在祖丁之庙，用了一头牛。“众”如果是奴隶，不会有这样的事。第三，甲骨文中有“米众”的占卜。如“其米众”，“令兹米众”（《铁云藏龟》），“不米众”（《铁云藏龟拾遗》）等。这里的“米”借为敉。《说文解字》上讲：“敉，抚也”；有的注解说：“敉，安也”；《方言》上还提到不少地方“谓一爱一曰抚”。可知“米众”是商王对众关怀和一爱一护的表示。这样的待遇，奴隶是不可能有的。再说《商书。盘庚篇》中的“众”，商王与他们讨论迁都之事，反复进行劝说，可知他们必是有相当地位的。若是奴隶，便不必多费口舌，只需一根绳子，像对待牲畜那样牵着走就是了。至于“众”字上面的“日”，是神圣的标志。甲骨文中有“宾日”（《殷契佚存》）、“出入日，岁三牛”
（《殷契粹编》）等把日当作神来祭祀的记载。显然，“众”的字形象征着在太一陽一之神的光辉照耀下的顶天立地的人们。
通过上述分析，有的学者认为，“众”应该是当时的族众，属于平民阶级。他们并用考古资料加以验证。196一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了339座殷代墓葬。除6座较大型的墓外，其余都为小长方型的一穴一墓，分为8个墓区，可知属于8个不同的族，这些墓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说明墓主生前都具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多数墓随葬有礼器，说明墓主生前有权参加礼仪活动；166座随葬有青铜兵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不少人是充当过战士的；少数墓随葬有生产工具，说明墓主生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这些小型墓的陆续发掘，说明殷代存在着大量的具有上述权利和生活特点的平民族众。这正与甲骨文中“众”（“众人”）的情况相合。
既然“众”是军队的主力，能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受到殷王的“一爱一抚”，因而有的学者又认为，“众”是殷王统治的支柱，他们都应该是奴隶主。其中众和众人还有所区别：众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全体成员，而众则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层。至于甲骨文中的“众”须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正是和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诗经。周颂。载芟篇》上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都来参加农业生产的记述，可知到西周时，还是奴隶主贵族上下一齐到田间进行活动的。甲骨文中的“众”，由此有了或是奴隶，或是平民族众，或是奴隶主三种看法，各有各的理由。究竟以哪一说为正确呢？
（郑嘉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