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梁祝故事的传播除了口耳相传以外，得益于舞台艺术颇多。举例而言，京剧有《英台抗婚》、山东琴书亦有“梁祝”的剧目，影响最大的则首推越剧。旧时流行于浙东农村的草台班就有《梁祝哀史》的演出，后来传到上海，此剧曾一时风一靡一大上海。解放后经过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到全国，特别是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问世后，梁祝因而“走
向世界“，曾有国际友人誉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历史上是否实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人？抑或根本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所造？这是个聚讼纷坛、饶有兴味的”谜“。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避戏剧和故事十分动人，但毕竟是传说，因此事实上不存在其人其事，进而言曰：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一娘一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听来颇似有理。然而持梁祝实有其人其事的也很不少。不久前读到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只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一穴一时发现下有梁山伯墓，遂为之合葬，才敷演出“梁祝”
故事来的。这则“轶闻”曾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惜语焉不详，未说明来源，所据何书，因此无法进一步探索此说的真伪。又据《杭州日报》1958年1月20日报道，杭州市有关部门当年将开发凤凰山旅游风景点，第一期工程则将开辟梁祝故事中的“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梁祝书院”等风景区。
报道中虽冠以“民间传说”，但给人的印象是梁祝当在此地活动过。其实，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不自今日始。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亦进行过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墓。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之说，见刘一清的《钱塘遗事》。
第二处墓在山东嘉样县是焦循曾亲见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1795年），余在山左，学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此说是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未说亲见其墓，但据浙江一老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解放前该地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郭县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而且庙中香火还很盛。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己许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壁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持否定态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人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一毛一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鄮城（今鄞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
根据焦循、一毛一先舒引方志所记，谢安为东晋名臣，是历史上实有之人，那时女子亦未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一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实有粱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还有东晋、明代两说。持祝英台为明人说者，见于今人之著述，披露于报端。而且焦循曾目击山东嘉祥县明人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还能发现否？）加之
明人有传奇《同窗记》（演梁祝故事，现存《访友》等出），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当代时事？又杭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在凤凰山重建“梁祝书院”，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中的“梁祝书院”所在地确为明代杭州一所著名书院，不过不叫“梁祝书院”，而是叫“敷文书院”。蛛丝马迹，费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断为祝英台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说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记，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剧目，可惜剧本已佚，无法知其概要。由此上溯，北宋苏东坡的词集《东坡乐府》有词牌《祝英台近》，以后辛弃疾、吴文英均有词作。据此又可以推断，至迟在北宋时已有祝英台故事的流传。唐宋词专家龙榆生则认为此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晋人邪？明人乎？由于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据，难以遽断。再有，梁祝毕竟不是帝王将相，用不着像曹一操一那样死后造“七十二疑家”，可是何以至少在山东、河北、浙江都有他们的墓？
最后当然不能排除梁祝史无其人其事，确系民间传说，对此焦循在详记他耳闻目睹志书记载时，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我大胆地揣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是编撰，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误以为真的而写入志书的呢？总之，这其间还有一些谜，需要我们去探索、破解！
（顾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