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一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一逼一尧，禹一逼一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一陽一”，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一陽一，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
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一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