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战争。从1894年7月日军挑一起丰岛海战到1895年10月台湾军民浴血抗战基本结束为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次战争，就陆海军实力来说，中日双方并无大的悬殊，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然而，战争却以庞大的清朝帝国败于区区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如下探讨。
一、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强措施，然而，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发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行了社会的、经济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转化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一性一质，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强的过程中，日本很快发展为带军事封建一性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具备了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能力。发生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并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但由于这个运动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因而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局面。直至甲午战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个社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极大地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和一爱一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治热忱和军事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专朝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即使在1889年“亲政”以后，仍然受其掣肘，纵有改革之策，也因后一党一的梗阻破坏而不能付诸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慈禧竟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庆典。她毫不顾及国家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力主忍让，“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得“示意亲近的朝臣，多上主战条陈，企图借清议压迫西太后”。①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整个战争过程中，后一党一主和，帝一党一主战，帝后一党一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后一党一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其“息事宁人”和“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军事上漫无布置，“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借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②。当日军大量入朝，战云密布之际，李鸿章仍“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已早为倭人所据矣。”③战争爆发之后，后一党一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深恐影响各自在华利益而再次酝酿“调停”时，李鸿章等唯恐失去“良机”，多方诱使外国干预。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外国干涉之端已开”，“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①日本希望迅速战胜，以免列强干涉，李鸿章等则消极应战，等待外国干涉，“这在军事上必然得出日军猛进华军速溃的结果”②。迨至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之后，后一党一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赔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鸿章等如此昏聩无能，国一柄一操一于此辈手中，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清军失败的主要症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和清军高级将领，尤其是“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③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了“敌人步步占先，中国著著落后”④的被动一态势。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派赴朝鲜在日军之先，可是，海军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带，险要之地拱手让给敌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观望，坐失先机之利，以致首战失败，士气为之大挫。
战争爆发之后，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但具体执行时，非但海军避战自保，陆军也实行株守以待的消极方针。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等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缺，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的谕令，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一性一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一团一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优于日军，如能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饱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①由于清军将领消极怯战，决心犹豫，以致坐失战机。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并向金州方向前进，严重威胁旅大侧后时，李鸿章仍令守军“各守营盘”。徐邦道等建议向皮子窝方向主动出击，也遭到赵怀业的反对。山东半岛作战时，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建议采劝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积极战法，无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鸿章不予采纳，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的消极方针，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上守卫要塞的将领大多畏葸无能，没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因而要点也无法守祝清军消极防御的另一表现是，只注重于 分兵守点，没有集中必要的预备队，置于有利于对付敌之进攻的机动位置，以增强要点防御的稳固一性一。这种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在两次抗登陆作战中都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军事思想落后，组织指挥笨拙，远不能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对军事制度逐步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之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相适应。而经过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政一府，虽然也通过购买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军队装备，并多少进行了一些军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根本一性一的变化，军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实质一性一的进步。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军军事思想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而组织指挥笨拙，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挥不统一，不能协调陆海军之间的动作，发挥整体力量。在海陆军联合作战条件下，只有实施正确的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协调前敌各军的作战行动，发挥整体威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重视军队的建设和集中统一指挥，甲午战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隶于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事宜。为了集中使用海军力量，它建立了联合舰队，并调整了海军头目，以积极主张侵华的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接替主张舰队劝守势运动”的原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在战争过程中，其大本营能及时了解和分析前线军情，基本做到了从双方实际出发，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军则不然。由于帝后一党一争不已，清廷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基本上一操一于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帝的作战谕旨或者一陽一奉一陰一违，或者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非但最高当局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前敌各军也大多由于李鸿章的“因循怠弛”，漫无布置，而互不统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综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海军与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都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如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次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既未进行认真的海上侦察和巡逻，没有扰敌于上船、航渡、登陆等任何一个阶段，又未能向自己军队的濒海翼侧进行策应，配合陆军实施反登陆作战，因而迭遭失败。陆路各军的隶属关系更是紊乱。金州、旅大唇齿相依，但金州方面归奉天指挥，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挥。山东方面，全省防务由李秉衡负责，不受李鸿章的节制，而北洋所属各军又不归李秉衡指挥。前敌清军这种隶属关系上的错综复杂，势必造成作战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影响海陆协同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致为敌所乘，各个击破。
第二，缺乏抗登陆作战的起码知识。抗登陆作战，特别是半岛抗登陆作战，应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正面强行登陆，更可能从侧后远方登陆，对主要攻击目标实行海陆夹攻。这是常识问题。然而，清朝最高军事当局对此却无明确认识，更无有效措施。在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中，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段布置防御，也没有在旅大和威海军港的侧后实行坚守防御的得力措施。日军由花园口登陆时，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难，行动相当缓慢，是清军实施反击，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无论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及时发现，更未能半渡而击，或机动兵力，在滩头挫败登陆日军。当敌人由侧后抄袭金州时，守军除部分部队依托山地紧急修筑临时工事阻敌进攻外，仍未主动出击。金州南部地势狭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陆路咽喉。清军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以致旅大后方一裸一露，咽喉被扼，建设多年的海军基地很快沦入敌手。事后，清军最高当局仍未汲取教训，在山东半岛的作战中重蹈覆辙，使日军得以沿袭进犯旅大的故伎，一举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军。清朝海军军舰大多购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装备，但是，组织编制和作战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北洋海军是整个海军的一精一华，其主要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却不是海军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战原则。权力很大的外国雇员汉纳根等也是滥竽充数，并非真有本事。海军作为一个军种，本应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并应考虑如何实施海陆协同作战问题。日军渡海作战，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战略方针的关键一着。中国海军为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则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必要的海上较量。从当时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互有短长。中国四支海军如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密切协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或局部制海权，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峡，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黄海海战之后，中国海军仍可实行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为后盾，采取陆海协同、岸炮与舰炮相配合的战法，在一定海域内游弋，监视和牵制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并寻找有利条件下的攻击机会。这样，便可发挥清军兵力优势和本土作战的长处，减煞敌海陆军队的进攻势头，甚至粉碎其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的企图。可是，中国四支海军非但未能联成一气，而且唯一参战的北洋舰队也被李鸿章视为私产，借口“保船制敌”，实行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放弃争夺制海权。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的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造成了黄海海战的失利。之后，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进一步压抑一爱一国官兵巡海迎敌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后，北洋舰队株守威海，作茧自缚，偶尔出口巡弋，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而已。这种避战自保，坐以待毙的消极方针，终于招致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第四，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利用各种手段，诸如海上侦察、战场侦察、敌后侦察等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战前定下决心和战斗进程中实施正确指挥所必需的有关敌人的兵力配备、作战意图、主攻方向、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首要环节。日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战前对朝鲜全境和中国东北等预定作战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设防、军队编制、驻防情况等无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一性一的战争准备。战争进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战略战役侦察，连续获取可靠情报，据以定下决心。清军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战略意图等事先缺乏了解，战争过程中又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往往主观臆断，或被敌人的佯动所迷惑，以致对敌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极大损失。
四、军队腐败，纪律松一弛，装备不一良，训练不足，造成清军战斗力低下
甲午战争前，清政一府虽在军事改革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清军固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湘淮争斗，海军各分畛域等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战争过程中，清军将领中虽然涌现出诸如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刘永福等勇敢善战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玙、赵怀业、刘超佩、李光久等等。连自动请缨的湘军将领吴大澄，也“一遁于双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致前敌军皆不支”①。
由于将领畏葸无能，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卫汝贵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一騷一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②这样腐败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庆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军，尔忌我诈，我前尔却，胜固不让，败亦不救，甚至败则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③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虽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毕竟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后的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一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都缺少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当知识的军官（而这正是使士兵获得军事知识的先决条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甚至未曾受过一操一作训练的近代武器，与战术技术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避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受制于人，为敌所败。
五、脱离群众，不支持人民抗日斗争，是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可是，当外国侵略者打进国土，危及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人民群众必然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之敌进行斗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武装起来，以非常简陋的武器与日寇拚杀，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清朝统治当局尽避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抗日的热情（如嘉奖辽一陽一民一团一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众抗日，而且予以阻挠破坏。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一团一练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斥责。清政一府连兴办一团一练都要加以斥责，对于真正的抗日群众武装，自然更不容许了。更有甚者，当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候，清廷竟借口“有碍和约”，不但不接济饷械，连刘永福派人到大一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这种助敌殃民的卖国行径，终于导致了可歌可泣的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种主观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战败，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次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诈毒辣的沙皇俄国政一府，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一奸一，积极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经移向远东，但鉴于自己在远东的力量还不雄厚，无法与英国匹敌，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排挤清政一府和英国的在朝势力。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夕，幻想“以敌制敌”的李鸿章四处奔波，请求外国干预，尤其对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称愿意调处，实则怂恿日军挑衅。当日军云集汉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请求积极备战时，李鸿章继续被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所骗，对前线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这就给日军以可乘之机，招致了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的失败。清军初战失利，对以后战局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迨至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相继占领大连、旅顺等地，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已越出其许可的范围时，它便积极配合日本进行诱降活动。“日本政一府得悉俄国政一府如此赞助，甚为欣悦”①，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一逼一津京。《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等三国干涉还辽，最后使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结束。之后，沙俄又以还辽“有功”，诱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它的势力范围。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一府挑一起来的。”①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