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法战争的结局和影响
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一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②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前线将士接到停战令后，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冯子材等致电张之洞，要求奏请清廷“诛议和之人”，表达了一爱一国将士对屈辱求和的卖国贼的无比义愤。张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极力反对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电告张之洞：“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①就这样，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被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白白断送了。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一府“耗帑金二千余万”②，不得不大借外债。据统计，从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于军费，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神机营借款”等名义所借的外债共八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七百六十万两。①当然，法国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那几年，仅军费即达十二亿法郎，死伤士兵数以万计。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一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一府的威一逼一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一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进一步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一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一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早已垂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性一质日益加深了。中法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已门户洞一开，内地商埠则还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到九十年代初，为外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处，不仅分布于沿海和长江两岸，也出现于内地和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根据《中法天津条约》，清政一府还首次给予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外国侵略者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沿海、内河的航行权，而且控制了中国的陆路交通命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广大地区和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的结果，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越来越遭到破坏。此外，中法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一府更趋反动和腐败，促使人们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都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军事上虽互有胜负，而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双方各种条件在战争中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国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反对外来侵略、支持正义战争的革命传统，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法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活动，而且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愤于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败类的无耻行径，也纷纷起义，直接打击侵略者和依附法国殖民者的文武官员。战争爆发前，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高举义旗，助越抗法，在纸桥、怀德、丹凤等战斗中屡创法寇，给中越两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推动了清统治集一团一中部分官吏积极提出抗法的主张，并最终促成了清朝政一府的抗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战场上，中越两国人民一主动支援前线，参加战斗，给前线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临洮战斗前后，云南农民军和越南各阶层人民数千人编列成营，参加赴越滇军序列，并肩战斗，开创了红河中上游反攻作战的有利局面。在保卫台北和东南沿海的历次战斗中，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英勇抗敌，加上沿海军民积极参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锁斗争，从而稳定了这一重要战场的防御态势，牵制了大量法军。特别是当法国侵略者进一逼一广西国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法热情。在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边疆各族人民踊跃参战，予冯子材军以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越南人民也“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①。冯子材在镇南关大捷前的两次主动出击，就是由于越南人民及时提一供情报而先发致胜的。除直接参战外，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还表现在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方面，如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教会斗争，1884年9、10月间香港中国工人拒绝修理受伤法舰和搬运作战物资的斗争，以及旅居旧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侨胞积极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进行。
（二）前敌将领是否得力，有无集中统一指挥，是能否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之一
北宁作战时，由于徐延旭调度无方，招致惨败。陆路反攻前期，桂军又一败涂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没有一个象样的统帅人物，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当时，潘鼎新名义上节制东线各军，实际上责任不专，指挥不灵，加上他本人昏聩无能，毫无威望，不能组织各部的协同行动。谅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电告李鸿章：“军情瞬变，请饬各军均暂听调派”①。几天之后，清廷正式明确：镇南关外各军均归潘鼎新调遣，以一事权。然而，此时谅山已经陷落了。后来镇南关反击作战时，由有威望而又勇负重责的老将冯子材担任前敌总指挥，集中统一了前线军队，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势的战法，加强了战场指挥，才使各部密切协同，并力杀敌，接连取得了扭转全局的镇南关和谅山大捷，保证了陆路反攻的最后胜利。
（三）武器装备的改善，技术战术的提高，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时期，世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状况。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舰艇方面虽然仍比敌人差得很远，但和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这种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地缩小了。这是中法战争与两次鸦片战争主要不同点之一，也是法国侵略军不能轻易取胜，并最终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部分中国军队在战术运用上比较地注意了避敌之长，补己之短。如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参战和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条件，构筑较坚固的防御阵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把握的决战等。又如基垄淡水抗登陆作战中，预设埋伏，引一诱敌人上岸，待其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与之短兵相接，近战歼敌。再如镇海海岸防御作战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锁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水陆结合，连续打退了孤拔舰队的进攻和偷袭。又如滇军和黑旗军普遍构筑地营，大大减弱了敌人的武器优势，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战争是各种因素的全面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一精一良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四）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法战争的经过表明，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一时强大是不足畏的。法军并不象当时清朝政一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样厉害可怕。黑旗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多次痛歼法寇，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等，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点。纵观战争全局，法国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却不少，特别是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战线很长，兵力不足，远隔重洋，补给困难等，使它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军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以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政策。在作战指导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如果清军在海上集中舰队，陆上集中兵力，采取积极坚决抗击的方针，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那么，法军无论在陆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败。至于它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舰船首尾相连地同泊一处，完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军事赌注。如果清廷稍有胆识，敢于趁涨潮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没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军，而是孤拔舰队。法军对基隆的占领及其在台北与清军的长期相持，也是它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错误。对此，巴德诺和孤拔均曾深为忧虑，他们“怕这个占领，对于（中国）中央政一府不能发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军，从此停滞在台湾，不能活动了”①。沙俄外长则嘲笑法军攻台不过是“蜂螫象背”而已。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线指挥，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军便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五）清王朝的妥协求和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不败而败”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清统治者在对待中法战争的态度上，也总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尽避他们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有时不得不下令对侵略者进行某些抵抗，但始终没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即使在不得已而决心一战时，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问题。这正好适应了法国侵略者外交讹诈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战略需要，也给了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和政治投机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调停”为名从中渔利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清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大大束缚了前线军民的手脚，招致了战争过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战胜利的情况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耻结局。本来，当时法国侵略者在普法战争中新败于德，元气稍有恢复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同时扩张，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进攻中国本土，不但力不从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相冲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们的制约（如战区限于长江以南，且不得进攻上海、广州等等）。法国统治集一团一内部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终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逐步升级，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协求和的软弱立常
当时，中国虽在海军方面居于劣势，难与法军在海上争雄，但陆军却占有兵力优势，而且桂军、滇军、黑旗军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只要作战方针正确，选将用兵得当，彻底打败投机冒险、兵力有限的法国侵略军，是完全可能的。无奈清政一府在政治上妥协求和，在军事上也就无所作为。因此，前线军民的抗战胜利，不仅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战略形势，反而成了最高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资本，最后造成“不败而败”。这种历史的悲剧，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另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速了它自己的灭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