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萛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是汉代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是斥丘县令。刘萛少年贫苦，卖牛衣为生。然而勤奋好学，编牛衣时，手里拿着草绳，边编边诵书，故能博通古今。为人清身洁己，行为无瑕疵可指。郡里举为孝廉，州里举为秀才，都未任实职。后以上计吏身份入洛阳，调为河南尹丞，又迁为尚书郎、廷尉正，又任吏部郎，为晋文帝司马昭相国军事参谋，封为循阳子。
钟会、邓艾伐蜀时，有个门客问刘萛：“二将能平蜀吗？”刘萛回答说：“破蜀是必然的了，只是两人都不得生还。”客问什么原因，刘萛笑而不答，后来果然如刘萛所说。刘萛有先见之明，这只是一个例子。
因世人多趋走钻谋，清廉谦逊之风衰，刘萛著《崇让论》以矫正世风，此文内容是：
“古代圣王之教化天下，所以以让为贵者，是为了荐拔贤才，平息争端。人之常情都想自己是个贤者，所以鼓励人们让贤以表明自己是贤者，哪有贤者让位于不贤者呢！所以谦让之风兴，贤能之人就不求自出了，荐拔人才也自然会公道了，百官的副手接替者也会事先具备了。一个官位有缺，可以选择众官所让最多的那个人去任职，这是审察贤才的一个方法。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就会被感化，推贤让能之风就会兴起。被一个郡国所推让的人，就是一个郡国的贤士；被天下人共同推荐的人，就是天下的贤士。推让之风兴盛，则贤者与不肖者就显然分明了。实行这种办法，居上位者不须劳神费思，根据大家的清正议论，顺随舆论就可以了。所以经典上说，尧之为君是多么广大啊！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是说天下无为而治，看不到尧是怎样教化天下，所以无法形容。书上又说，舜和禹为天下之君而不参与其事，无为而化的是舜啊！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常任大官，小人在下不争，天下也就无事了。以贤才使天下化为无事，大道也就兴隆了。人君仰受已成之治，又何必参与其事呢！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能够如此成功，没有其他，是推崇礼让得来的。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则国家就不难治了。
“当今在朝之人不知谦让，且由来已久了，天下也为此风所化。自魏代以来，被荐拔征召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受命任官的时候，虽也谦让说自己不胜任，而终不肯让给比自己强的。推让之风息，竞争之心生。孔子说，上兴辞让之风则下无争夺之事，说明无辞让之风则下民必争。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推举；竞争之心生，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毁谤。竞争者自己想占先，就会憎恶贤能者领先，也就不能无毁谤之言了。故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毁谤自己，何况不及孔子、墨子的人呢！议论者都说，今世缺少有高名的贤才，朝廷也无可以任大官的大才之人。山泽之人和小官吏也说，朝廷中虽有任大官的有德有名之士，然都不如以往的人物。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误。并不是今世独乏贤才，而是当今无贵让之风。一个人有超出众人的声誉，毁谤之言随之而来，贤才不能成名，所以才觉得没有贤才。虽使尧之贤臣稷、契生于今日，也不能有完好的名声，好坏混杂，优劣不分，贤士没有平素形成的好评价，官职有缺，主选的官吏不知用谁，只得按官位次序提拔。才能相同而被优先选用者，不是势家之子，就是与有势者有瓜葛。这些人自身无才能，优先授予的官爵又成为被提拔的资本，因而又会不断迁升，迁升不已，就会发生不胜其任的问题。观今日在官之人，政绩平庸无闻，不是势家之子，则多是凭资历提拔起来的人。
“假如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被让而成名，名既成则官方才得选拔用他。那些无名无行的人，在官无政绩可称，就必然会让位了，官方也无理由任用他。然而这些人还是被任用而不休止，正是由于谦让之道废，按资历用人的弊端长久不能纠正。经常举行大推荐，令众官各举所知贤人，唯才是用，不限阶次，这种做法汉魏以来就很少有了。所举的人必有恰当的，而不闻有经常被任用的，这是因为不知道谁最贤。所举的人必有不当的，而不加罪，这是因为不知道哪个最不肖。所以不知谁贤谁不肖，是因为当时之人不肯相推让，贤愚之名没有区别造成的。推荐者知道上级官吏不能详察被推荐的人，故敢随意推荐。或推荐贤人时，顺便带上自己的亲故，优劣一起上报，超过正常人数，各言所举者尽是贤人，加上故意拔高的不实之辞，被描绘得一样贤能，难以分出高低。优劣相杂，真伪同列，便是由此产生，日甚一日。这虽然是推荐者不忠于国家的罪过，也是由于上级官吏听察不严，才使他们能这样做。昔日齐王好听竽，必令三百人合吹尔后才听，一人吃数人的俸禄。南郭先生是个不懂吹竽的人，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混进去充数而不会被发现，就请求为齐王吹竽，白吃数人的俸禄。嗣位的新国王觉得三百人合吹太奢侈而加以改正，又怕是张扬先王的过错。于是下令说：‘我比先王还喜欢听竽，只是想一个一个地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推贤之风不兴，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就会充斥于朝廷。才高守道之士日渐引退，趋炎附势的人日渐增多，虽然国家有典章刑法，也是无法禁止的。
“谦让之风不兴的弊端，不只是使贤人在下位不能晋升，那些肩负重任的国家良臣，也将渐受其祸而被逐退。何以见得呢？孔子认为颜回不重复犯一种错误，说明不是圣人谁都会有过错，高官厚禄很多人都想争得，憎恶贤能的人堵塞道路，良臣有过，诋毁他的人也会很多，毁谤的产生也并非全无根据，必然抓住些小过错加以夸大。毁谤之言不断传来，在上者虽不愿采纳，也不能不根据传闻而加以考察，反复考查，总可以得到验证。得到验证，怎么可以不治其罪呢！若知道有罪而加放纵，则人主的威望日衰，法令不行会从此开始。知道的事都加以处理，被加上罪名而逐退的就多起来，大臣会人人自危。贤才不能进用，大臣日益疏远，这是人主的一大忧虑啊！《诗经》上说：‘受禄不让，会导致灭亡。’不知谦让之人忧虑自身的危亡还来不及，而指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不是很难吗？
“我以为改变这种风气也是很容易的。怎见得呢！目前在官位的人，虽然也混杂一些平庸猥劣的人，而其中也有很多贤明的，怎能说他们都不知道让贤为贵呢？只因为当时的人都不让，形成风气，这些人也就随俗而不让了。人臣在开始被授予官爵时，都要写表章上报皇帝，名叫谢章，很久以来都是如此。谢章的本来用意，是推荐贤能，感谢国家之恩。昔日舜以禹为司空，禹叩头拜谢，把官位让给稷、契与咎繇。舜使益做虞官，益让给朱虎、熊、罴。使伯夷掌管三礼，伯夷让给夔和龙。尧舜时代，众官初被任命时，没有不让的。谢章的用意就在于此。《尚书》把这些事记载下来，是要永久作为后世的楷模。到了末世，人臣也写谢章，但不贤者不能让贤，只是虚假地感谢被提拔之恩罢了。这种做法相承不变，也是形成不良风气的结果。
“分级提拔任用之官，能呈报章表者，章表中能让贤推能就通报，不能让贤白费纸张的章表，一律不予通报。人臣初受官，都应考虑推让贤人，让贤的章表交给主管此事的人保管。三司有缺位，就选择被三司推让最多的那个人加以任命。这就是一公缺位，三公就预先选好了补缺者。况且主选之人不是三公而选三公，不如让三公共选一公，后者更了解被选者的详情。四征缺位，选择被四征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一征缺位，四征已选好了补缺者，这样选出的人，比停缺后由主选官选的更加准确可靠。尚书缺位，选择被尚书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八个尚书共选一个尚书，比缺位后由主选者临时选定的人更加准确可靠。郡守缺位，选择被众郡推让最多的人任职，比主选者选择的郡守更准确可靠。
“以众官百郡所让与主选者所选作比较，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虽再令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府共同选官，因为这三府都不是受权专门选官的，他们也不能专心致志于此事，所用精力不过十之二三，只让主选吏按官位高低来选拔，是选不到精良人才的。贤者愚者都知让，百姓耳目就成了国家耳目。人情相争则总想毁谤比自己强的人，人情相让则会推荐比自己强的人。故世有相争之风则毁誉混杂，优劣不分，难得推让。世有相让之风，则贤智者显著，才能大小会依次而列，是不会混淆的。此时，那些能推让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让的机会就会多，即是他甘心守贫贱，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奔走钻谋的人要想别人推让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如能这样，不管智者愚者都会知道要进身仕途，非严于修身律己是没有途径的。在外宦游求官者，就会相随而归。浮夸虚论者，不必禁止自己就会停息了。人人都用不着费心经营，任凭众人评议，则天下就会自然形成良好风气。不须教诲而风俗淳化，崇高的美德就会日渐显著。让贤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大力倡导实行呢！
“《春秋传》上说：‘范宣子能让，他的下属都让，栾..虽然奢侈，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得以安定，几代人都有赖于他的恩惠。’盛世所以能教化大行，是因为君子崇尚才能而又能对下谦让，小人努力耕作而尽义务，上下有礼，奸佞邪恶之人被斥逐，这是由于不争的结果。到了乱世，国家的各种弊端，常常也是不让而争造成的。深刻的道理又是如此明白。在朝的君子们选拔大官时，能不因作者人微而废弃此言，付诸实施，都以让贤举能为急务，就会群才辈出，能者与无能者显然区别，这就是盖世之功，没有比此功再大的了。”
泰始初年(265～274)，晋为伯爵，多次升迁至少府。咸宁年间(275～280)为太常，转为尚书。杜预伐吴时，刘萛以本官兼行镇南军司的职务。
当初，刘萛妻卢氏生了儿子刘跻就死了，华氏准备把女儿嫁给刘萛。刘萛之弟刘智对刘萛说：“华家的人都贪婪，必会使你家破败。”刘萛辞不掉这门亲事，终于和华氏结婚，生子名刘夏，刘萛终因刘夏受贿赂牵连而被免官。不久又任大司马，又因刘夏犯罪而被免官。
刘萛每次回故乡，故乡人总是带着酒肉去看望他。刘萛难于谢绝盛意，就和乡人一起吃喝，把剩下的酒肉让乡人还带回去。有人对刘萛说：“君廉洁之行高于当世，而您的儿子不遵父道，何不经常切磋教诲，使他们知过自改呢！”刘萛说：“我的所做所为，他们都耳闻目睹，而不能模仿学习，教诲怎能使他们改变呢！”世人以为刘萛这话是对的。
后来又起用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初封为广陵王，高标准选择师友，以刘萛为太子师。惠帝元康初年(291～299)，晋爵为侯，多次升迁为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元康九年(299)策命拜为司空，迁为太保，又转为太傅。
惠帝太安初年(302)，刘萛因老病逊位，皇帝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爵身份回府第。长沙王与成都王互相攻伐时，刘萛被军人掳掠，潜逃回故里。
惠帝死，刘萛赴陵墓吊祭。怀帝即位，又授给太尉之职，刘萛陈说年老，坚意辞让，怀帝不许。左丞刘坦给皇帝上奏说：“楼堂高而台阶长，人主尊而宰相贵。所以古之明王莫不以元老旧臣为师，以推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岁可以卸职养老的规定，也是为了优待有德旧臣，鼓励廉洁高风。太尉刘萛有清高朴素之操守，廉洁之风始终不渝，悬官车而告老，已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更坚。可谓国之元老，邦之楷模。臣闻老人不强调劳费筋力的礼节，刘萛年过九十，命在旦夕，勉强扶持，冒险至京师，临惠帝之丧，表哀情于山陵，致敬意于宫阙，大臣之节完备无憾。圣诏表殷勤之意，必使刘萛居台辅之位，以增国光，断其谢章，加以晓谕，事情已拖了二年。而刘萛频频上表，辞让之意诚恳。臣以为古之养老，不以事烦扰为优待，不以授官为尊重，我认为应听从刘萛所坚持的意见。”
怀帝永嘉三年，皇帝下诏说：“昔舜任命五位大臣，垂衣拱手而使天下大治，汉任萧何为相，有‘民以宁一’的歌谣，故能光耀于当时，垂范于百代。朕承天命，驾御万邦，所以能够显扬治国之道，有赖于元老大臣百官之长尽股肱之力，以达到盛世之望，而君年迈告老，确实难违尊意。今听从您的意见，以侯爵回府第，位居三司之上，俸禄依旧，赐几杖，不朝拜，赐宅一区。国家大政，将派人到府第咨询于您，这也符合我的愿望。”过了一年多去世，终年九十一岁，谥号为元。
刘萛少年贫困，出门往往持杖步行，休息住宿时不麻烦主人，烧水做饭都是自己动手。官位显赫时，仍崇尚俭朴，不爱奢华。他曾经到石崇家做客，要到厕所去，见厕所有华丽的帷帐地毯之类，两个婢女手持香囊伺候。刘萛就退出来，笑着对石崇说：“误入君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萛说：“贫士未曾享过这样的福。”又到别的厕所去了。虽处于荣盛受宠的地位，居住没有宅第，所得俸禄，都接济亲故。当时虽礼教衰微，而自己仍按礼行事，举止规范，丧妻时行庐墓持杖的丧制，守丧毕仍不近妇女，轻薄之人都讥笑他，他也不介意。自少至老，勤学不倦，虽在官职，卷不离手。尤其精通《春秋三传》，曾辨析《公羊传》中卫辄不应辞王父命，祭仲失掉为臣之节，举此二事说明臣子之规范，所著流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刘萛有二子：刘跻、刘夏。刘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刘夏因贪污被弃逐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