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职教育部，辞职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和《且介亭杂文》等。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篇小说受到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
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
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1）变态的心理。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2）混乱的逻辑。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
（3）虚幻的幻觉。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但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
（1）“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
（2）“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
（3）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
（4）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
（5）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
（6）“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
（7）“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总之，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2）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
《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创作的基础；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其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