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山海经》，我不由想到《庄子•逍遥游》中的几个字，《山海经》者，“志怪者也”。《山海经》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古今之说法，不一而足。书名“山海经”，但它绝不是一部经典，这个“经”应该是“经历”的意思，所谓“山海经”者，实为所“经历之山海”也。因此古之目录学家将其列为地理类，自然是无可厚非的。这一说法，虽不科学，却也有依据。看《山海经》时，我便发现《西山经》《北山经》中的山川远远多于《南山经》《东山经》中的，这便是我国地势西高冬低的最好体现。但是《山海经》所述之事物，实为怪哉，非常人所能辨也。所历愈久，人们便开始产生疑问，不把它当成一部地理著作了，而发现它与小说颇为相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山海经》，说它“盖古之巫书”。这一论断十分精辟，为后世所称道。我观之，亦深感恰到。在《山经》之末，都有祀神的记述，其用途十分明了。现在的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巫以记神事”，神事者，神话之别称也。与之相对的就是“史”，史以记人事。因此，我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记录上古神事的“史”书。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毕沅在他的《山海经新校正》中注释过。《山海经》的立名，是刘向，刘秀（歆）父子校书（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216年）才开始有的。而它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到汉代初期这个漫长时期中，作者非一人。《山海经》应是刘向父子的命名，可是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中却提到了《山海经》，故毕沅称之“其名久也”。这里存在一个小小的误解。司马迁《史记》的原文是这样的：“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是在东汉王充《论衡•谈天篇》中引的这段话，却少了一个“海”字，紧接着又说：“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凡事难知。”所以《史记》中《山海经》的“海”字很有可能是后世之人篡加的。再者史公所言“所有怪物”，应是《山经》所记的奇禽异兽，怪蛇怪鱼，还有稀奇古怪的花草树木等。而《海经》则主要记述的是异域的国度和民族，并非什么“怪物”。
中国古代神话杂乱无章，不成体系，不像古希腊神话那般条理清楚。《山海经》便体现了这一特点。看《山海经》时，总觉得神话故事只是点缀，一笔带过，仅仅是记述的附带品。古时的先民更关心的似乎是奇珍异物的功用和祭祀山神的方法。中国古代神话的功力性明显要强于西方神话，这实在是与中国远古先民所居住的环境相关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得实为不易，与其他的文明古国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古巴比伦有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埃及尼罗河的汛情可以为人们带来肥沃的土壤，而古印度的恒河两岸也都是沃野千里。而黄河流域的土地贫瘠自是不说，连年的洪水也威胁着先民。中国的先民总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自然在叙述神事时更多地体现的是抗争和功用的意识。
我们总惊叹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建筑，戏剧，史诗是如何如何的有艺术性，自愧不如的东方民族却总为着极其功利性的目的在进行着所谓的艺术活动。我们也有出色的建筑——都江堰，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它很美，只在乎它有多管用。艺术固然伟大，这却不是我们的先民奢求的。古希腊艺术兴盛的时候——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的性命朝不保夕，又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去搞“无用”的艺术呢？而百家齐鸣只不过是各国君主霸业的派生物罢了。因此，我们常在教课本上见到这样的话：“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正因为灾害连年，战乱频繁，所以《山海经》中的神话才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只看一遍《山海经》，与没看无异。这是一本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的奇书，从中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有机会的话，我想为它做个详细的札记。